长三角是我国经济的龙头，但从记者的调研情况及各项指标来看，我国宏观经济下滑的风险正在加剧。正因于此，市场对新一轮刺激政策预期强烈，甚至抛出4万亿“2.0版”论。然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破解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，需站在全球和历史的视野去审视。

为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，我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救市措施，在提振经济的同时，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：其中通货膨胀的冲击短期而剧烈；但房地产泡沫、企业和政府负债率上升、工业产能进一步过剩等问题却具有长期特征。因而吸取上一轮救市政策经验教训，是当前出台稳定经济措施的前提。

那么我们对政策该如何判断？在笔者看来，“稳增长”的提法和2008年的“保增长”虽一字之别，但其内涵相差巨大。

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，必须认识到国内工业产出总体过剩，农产品供应结构不足的矛盾。PPI(生产者物价指数、CPI(消费物价指数剪刀叉，使货币调控陷入两难——收紧就通缩，放松就滞胀。然而“保持稳健货币政策”并不意味不作为，面对货币乘数下降和外汇占款减少，适当下调贷款利率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及其他数量型工具或将更加频繁地被使用。另外，以温州、丽水为代表的地区金融改革也在提速，发展小贷公司、村镇银行、社区银行，为民间经济疏通“毛细血管”，降低民间利率，化解高利贷风险，都有助于推进城镇化和激活中小企业活力。

其次，随着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下降，投资回报率已难以覆盖各项成本，导致目前企业收杠杆、银行放贷难的现象。作为衡量企业投资意愿的中长期贷款规模4月份骤降46%。与之鲜明对比的是，银行和大企业手握资金无处可去，不仅直接压低了债券收益率，而且期限利差、信用利差等指标也出现异常，这和欧美市场表现如出一辙。因此，指望企业逆市投资并不现实，而基于4万亿的后遗症，决策部门也不再可能利用通胀预期刺激房地产投资，或刺激工业领域的新增产能。但是对于利润丰厚的金融、电信、能源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，却不失为提振社会投资的一个办法。

最后，在财政政策方面，中央已经明确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。其中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：一是结构性减税，如上海正在进行的增值税扩容试点，发展服务业，带动就业。二是运用财政补贴方式促进节能产品消费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三是由财政拨款直接投资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、教育卫生、信息化等领域，增进民生和培育薄弱地区造血功能。

笔者对此认为，相对于过去货币政策在总量上做文章，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将在未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。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，日本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如此，即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速放缓后，逐渐加大财政力度，为实体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，这和今天我国状况十分相识。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我国还有广阔的战略纵深，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还能向中西部转移，在提高城市化率同时还能向中小城镇、农村辐射，而这都需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两味中药精心调理。药效慢，但更值得我们的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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